燈光昏暗的影廳裏,先天全失明的面包正透過耳機中傳來的旁白「觀看」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他手中握著一台無線電接收器,頻道和音量已經調好,預錄的影像口述不斷為他講解畫面。銀幕上,聾人主角正在用手語激烈地爭論,其他觀眾可以借助字幕看懂他們的對白,但對面包而言,這些看不見的手勢唯有被轉換成聲音,才能成為可理解的故事片段。當視覺藝術遇上視覺障礙,聲音不僅成為了資訊的載體,更是重建電影畫面的關鍵。作為一個資深影迷,面包每年都會用耳朵「看」數十場戲。很多人不知道,視障人士也需要「看」電影。從最初只能在家反複聽DVD中的電影台詞,到現在能走進戲院,透過專業口述影像完整感受電影藝術,面包的觀影經歷折射著香港無障礙文化建設的進程。在明眼人用視覺構建世界的同時,視障者如何透過聲音填補黑暗中的想像?這不僅是個體的體驗,更是香港「文化平權」進程中的重要議題。記者:何君奕 鄒宛真 嘉禾黃埔戲院為視障人士提供的口述影像聲軌接收器,而該戲院已於今年4月10日結業。(何君奕攝) 連接上耳機並調到指定頻道,調整至合適的音量後,便可以聽到口述影像旁述。(何君奕攝) 沒有口述影像時,面包的觀影體驗充滿局限:他必須提前用手機「閲讀」大量影評和維基百科的劇情概述,然後才進戲院看。對於這部講述聾人文化、充滿手語的《看我今天怎麼說》,面包坦言,「如果沒有口述影像,這套電影我根本看不懂。」看電影時,他需要全程專注,甚至不敢分心喝一口水,因為口述影像語速快且描述簡短,一不留神就會錯過關鍵訊息。 根據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官網顯示,口述影像,屬於翻譯的一種,是將視覺資訊轉化為語言,可應用於影視、表演、展覽、運動等不同領域。電影口述影像,或稱螢幕口述影像,是指在不干擾電影的對白、聲效和背景音樂的前提下,對影片的視覺資訊(如場景、人物表情、動作、字幕等)進行簡要描述。它的出現為視障群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觀影自由。透過口述影像員的聲音,這些「睇唔到」的人第一次真正「看見」了電影畫面。 香港的口述影像事業始於2009年盲人輔導會的活動。最開始,口述電影放映均為視障人士專場,由專業人員現場口述,以喇叭公開播放,放映場所多為社區中心,屬於公益活動。2014年7月3日,在商業院線公映的電影《Z風暴》首次推出「口述影像通達服務」,健視和視障人士均可買票入場,後者以耳機接收口述影像,不會影響旁人,真正實現「傷健共融」。不過《Z風暴》仍是現場口述,無媒體資料留存。 香港首部「預錄」的院線口述電影是2018年的《逆流大叔》。香港盲人輔導會製作了該片的口述影像聲道,可隨影片一起重複播放。面包第一次聽說「口述電影」就是這時,立刻就去戲院看了。巧的是,《逆流大叔》講的是龍舟隊員的故事,而面包正好是一名龍舟隊選手。很多人在戲院見到他都十分吃驚,問:「面包,你幹嘛跑到這裏來?」他理直氣壯地回答,「龍舟界睇的戲啦,我扒龍舟的當然在這裏看!」這齣戲,面包「看」了整整五次。 面包在戲院售票處,用觀影券兌換《看我今天怎麼說》的電影票。(何君奕攝) 口述影像的本質是「無障礙化」 現今主導香港螢幕口述影像製作的是香港盲人輔導會、香港口述影像協會以及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三大機構。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和香港展能藝術會則專注於體育、表演藝術等特定領域的口述影像。此外,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和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口述影像服務實則涵蓋了電影、博物館及展覽、運動、戶外活動、大型活動、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等各種類,還開設相關的培訓課程。 關於口述影像,香港目前尚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不同機構有自己的操作規範,各不相同。對於口述電影的劇本寫作,以香港口述影像協會的標準為例說明:描述必須嚴格遵循畫面內容,避免主觀解讀。例如,在描述女性人物漂亮時,應該說:「她眼睛很大、鼻子很高」,而非「她是個靚女」,以確保視障觀眾能自主形成判斷。這一標準源於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創辦人梁凱程博士 (Dr. Dawning Leung) 的研究,她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畢業論文是全球最早的華語口述影像研究之一。梁博士透過對比實驗發現,視障人士更傾向於客觀描述。梁博士強調,口述影像的本質是「無障礙化」,而非重構作品。 「我們的職責是翻譯畫面,不是創作。」 據梁博士介紹,一部口述電影的專業團隊,一般由四個成員組成,分別是:一個撰稿人,一個審稿人,一個聲音演繹(即作為講述者的口述影像員),和一個監製。要描述一齣1.5小時的電影,撰稿階段便需要約60 至80小時。之後還要審稿,配音,製作音軌,送審等等。香港盲人輔導會告知,完成製作大概需要6-8周,最極限也要4周。如果時間緊迫,這四個角色可由至少兩人分擔。而梁博士曾一人身擔四角工作。 目前香港全職口述影像員極少,大部分工作依賴自由職業者。梁博士曾是香港唯一的全職口述影像員,而今專注於協會的培訓工作。她認為,口述影像對於視障者最大的價值在於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口述影像首先可以提升「媒體無障礙」程度,其次給視障人士提供社交話題和跟人互動的機會。 「視障人士不是在一個孤島生活的,他們其實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分子。」 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創辦人及行政總監梁凱程博士在口述影像協會爲我們介紹口述影像的製作流程。(何君奕攝) 被遮蔽的「觀影權」 視障群體的文化困境 自稱電影「發燒友」的面包每年進戲院幾十次,每套戲至少看三遍。今年上映的《爸爸》他看了五次,前年的《正義迴廊》看了七次。至於為什麼看多遍,面包解釋,「一來好睇。二來口述影像其實好複雜,佢講嘢好快,我要好畀心機去理解。」他還表示願意多買票進戲院支持。當問到口述影像最好的電影是哪一部,面包說:「講真,我不太喜歡拿來比較。有(口述影像)已經很開心,我好滿足的。我不覺得哪一部特別差。」 這背後反映出一點:口述電影的選擇實在很有限。香港的視障人士大多只懂粵語,所以口述影像以港產片為主。今年很火的大陸動漫《哪吒之魔童鬧海》僅有普通話對白,視障觀眾根本聽不懂,所以就算配上口述影像也沒用。很多進口外國片要麼無粵語配音,要麼難以取得版權,均不適於口述影像製作。 一年四十多部港產片,有十幾部可以做成口述電影。聽起來還不錯,可有口述影像的場次實在太少。目前香港有16間戲院有口述影像設備,多的時候每間戲院每天有一場口述影像,少的時候連著一周或者一個月都沒有任何口述電影可看。 目前,香港有16間戲院附設口述影像設施。 「WMOOV電影」顯示,近期香港戲院無口述影像電影場次。(網上截圖) 口述影像除了排片少,還存在著放映時間上的問題。戲院經常將這些場次放在工作日的白天,巧妙地避開了假日的黃金時段。連很少要求的面包也難得抱怨:「口述影像的場次真的好少,全部都是『天地』(不是早場就是夜場)。我們要工作,不是那麼容易遷就時間。」他不介意跨區看戲,但時間上遷就不來。為此,面包曾錯過《寄了一整個春天》等期待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像面包這樣能獨自生活工作的失明者屬極少數,大多數視障人士出行困難,外出需要人陪同,去一次戲院很不容易。同時,視障朋友很難獲取口述電影的放映資訊。他們大多不太會用智能手機、不能無障礙上網,對於戲院的排片情況一無所知。就連跟《爸爸》的導演是朋友的面包,也是在網上偶然得知《爸爸》是有口述影像的。全港約二十萬視障人士,能夠享受到口述電影服務的仍屬少數。 推廣口述影像 提高公眾意識是關鍵 口述影像場不賣座,難盈利,自然沒有戲院願意多排片。而口述電影的市場表現與公眾的意識不足有很大關係。大部分人對口述影像場次有誤解,以為它是視障人士「專供」,口述聲道全影廳播放,所以對這一「特殊」場次避之不及。其實視障人士戴上耳機收聽口述影像,不會影響其他觀眾。 香港各戲院配備的口述影像接收器借用步驟。 口述影像的設備並不複雜——只需要發射器、接收器以及耳機。且發射器可以靈活拆卸,在不同影廳使用。無論是成本、還是技術含量都不高,理論上每間戲院(即便不是每個影廳)都可以配備。然而自首部預錄口述電影公映以來近七年,香港依然只有17個發射器在投入使用。 目前有口述影像設備的戲院,除了MCL以及英皇外,大都是由盲人輔導會推動合作的。口述影像製作由輔導會的「訊息無障礙中心」負責。中心經理Viola說,合作戲院的設備由輔導會免費提供,包括一個發射器,以及15至20個接收器。訊息無障礙中心還會安排工作坊,培訓戲院工作人員如何幫助視障客人。 在Viola看來,全港七百多萬人中,視障人士只有二十萬,佔比不足3%,其本身是一個很難被注意到的市場。若非盲人輔導會主動找戲院合作,他們也不曾意識到視障人群是有觀影需求的。 要消除誤解、提高公眾意識,不是沒有辦法。如果在「口述影像場次」後加上備註,說明一般觀眾也可入場。以及在普通場次電影放映之前,放口述影像的宣傳片。是否可行? 盲人輔導會曾就備註一事向戲院提議,但得到的回覆是售票網頁的字數、版面有限制,不能加註釋。且網頁是戲院和其他廣告商合作運營,並非戲院一方可以做主。明明只需要加一小行字,卻因「版面限制」無法實行。 盲人輔導會於去年拍攝了一條30秒的「口述影像電影場」宣傳片,透過香港戲院商會向各院線發放,鼓勵戲院在普通場次放映電影前播放宣傳片,同時也發佈於相關各方的社交媒體。需要說明的是,至於自資裝設口述影像的英皇戲院(全港第三大院線,擁有九家戲院),雖然較少安排口述影像電影場次,但也有在網路上宣傳。 香港口述影像從0到1,立法還需1到100的社會共識 香港口述影像發展16年,與英美日以及台灣相比起步晚、普及率低、進展落後。 2017年,香港政府要求無線電視的明珠台須在每日下午六時起至少播放15分鐘的手語新聞節目。然而,同為無障礙服務的口述影像卻始終未被納入法規。Viola坦言,「我們向政府提交建議,得到的回應總是『你們已有資助』」。 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視從2001年開始播出口述影像版本的電視劇和卡通片。美國則立法規定,主要衛星電視網從2002年起每季至少要在黃金時段或兒童節目時段提供50小時的口述影像節目。 問及香港口述影像的現狀,梁凱程博士用數字作比,提出了「從0到1」和「從1到100」的概念。「零就是沒有口述影像,但到你變成有口述影像就是一。我們協會希望由一可以變成一百。我們希望有質量的口述影像。」 當口述影像在其他地區已納入立法,在串流平台上如Netflix也有了商業運作,香港仍停留在「慈善邏輯」——口述影像事業仰賴政府與賽馬會資助,且不盈利,是否製作、播放口述影像取決於片方、院線等的「社會責任感」。 作為香港大力推廣的共融事業的一種,口述影像佔據重要地位。真正的「共融」不是特殊場次,而是所有場次都能選擇口述音軌。當技術已不再是障礙,商業考量與社會認知卻仍在阻礙平等的觀影權。正如梁博士所言: 「我們希望從『有』到『優』,但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据不完全統計,2024至2025年香港有口述影像版本的電影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