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華歌結束一天的教學任務時，已經凌晨 12 時多了。作為某頭部考公教育機構長春培訓中心的申論老師，這已是她連續第九年與學生一起從早上 8 時到深夜高強度 「備戰」。走出培訓酒店，手機螢幕上跳出一條消息：「老師，我進面（面試）了！」她疲憊的臉上浮起笑意，隨即又歎息一聲 —— 在中國東北，編制就是信仰。
記者：白露
這並不誇張。吉林大學（東北影響力最大的綜合類大學之一）發佈的《吉林大學畢業生就業品質年度報告（2023屆）》中指出，該校2023年有26.55%本碩博畢業生進入國企，居於就業單位第一位，而本科畢業生進入國企的比例更是高達43.7%，兩項數據均超全國平均水準。由於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民營經濟長期不振，留給年輕人的職業選擇不多。據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東北十年間流失超過1100萬人。「想闖的只能背井離鄉，而留下的，就得有個編（編制）。散盡千金換一個確定性。」于華歌說。
在中國大陸，公務員和編制人員均屬體制內正式編制，受法規管理，從事公共服務且職業穩定。公務員屬行政編制，行使國家行政權力，服務於行政管理部門；事業編制主要在事業單位提供教育、醫療等公益服務或專業技術支持等。兩者都需要考試，公務員考試（考公）由政府組織，編制考試（考編）由事業單位組織。
體制即尊嚴：思維模式的代際傳遞
于華歌的一個學生叫陳琪，今年23歲，這位應屆生的考公選擇折射著東北青年的困境。陳琪父母在吉林縣城體制內工作半生，早已將「吃皇糧」視作人生最穩妥的選擇。「他們覺得公務員是當官的，走到哪兒都有面子，即使賺不到多少錢也能被人高看一眼。」這種觀念在陳琪身上形成雙重枷鎖：既背負著家庭期待，又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體制即尊嚴」的固化思維。
陳琪並非沒有嘗試突圍。大學期間她曾在上海實習，但快節奏生活帶來的衝擊遠超預期：「月薪三分之一交給房東，加班到地鐵停運是常態，看著同事們的體檢報告，覺得一個女孩子這麼賺錢把身體搞壞了不值得。」當被問及為何不選擇家鄉私企時，陳琪無奈地說：「東北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冬天太冷企業不願來，經濟也不活躍，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話人人都知道」。陳琪又低聲補充，「公務員無論考試還是工作內容，要求都不是很高，它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在固定的框架裡按照別人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就可以了，很適合我這種沒什麼想法的人。」
「不需要創新突破，按既定流程辦事」，陳琪的低風險生存模式，恰與東北「穩定壓倒一切」的集體潛意識相契合，這種集體認知源於東北特有的歷史背景。被稱作「共和國長子」的東北，製造業曾經佔據全國的半壁江山，形成了獨特的大集體模式。直到2015年，遼寧省鞍山市區的145萬人口中，鞍鋼集團的覆蓋人口就達到65萬。而長春的中國一汽集團鼎盛時期，約30萬員工及其家屬構成封閉的「單位社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東北國企為安置職工子女，都積極創建廠辦集體企業：包括依附於主廠業務的附件廠、宿舍區、醫療所、幼稚園、洗澡堂甚至美容院理髮室等。
27 歲的張明（化名）是于華歌筆試班學生，他就是成長於這樣的廠區子弟家庭。長春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他拒絕所有企業錄取，一心撲在考編上，連續四年參加國考、省考和事業單位招錄考試，屢敗屢戰。對他來說尤其難的是考公務員，有些崗位需連闖筆試（行測和申論）、面試、體測、政審、公示五關，淘汰率逐級攀升。他最後一次就卡在面試上。「父母一直資助我，他們說只要能考上，花多少錢都願意。」 但看著同學們都漸漸有了工作，張明陷入焦慮，甚至患上抑鬱症。第四年省考放榜，他再次落榜。那天，他在考場外蹲了許久，突然意識到：「或許我該換個活法，公務員根本不是我想要的，那是我父母想要的」，張明說。
從1993年到2002年底，東北製造業國企下崗人數達到409萬，相當於1993年東北製造業員工數的75%，佔全國製造業國企下崗數的17%。張明的母親53歲，是前化工廠職工，也是下崗潮中的一員。她告訴記者，那時候在國企吃的是大鍋飯，孩子們上的是廠裡子弟學校，就連生病了廠裡也有診所，有的單位效益好還會分房子，誰到年紀退休了崗位直接給自家親戚上，「大家都以為能這麼幹一輩子。」
直到國企改制，集體買斷工齡自謀出路，她開始失去營生，一夜之間所有的福利都被取消，幾萬塊錢的買斷費兩、三年就花完。「那幾年上有老下有小，為了吃口飯，在雪地裡開過三輪車、在飯店當過服務員、還在光復路路邊擺攤賣過內衣襪子……什麼苦都吃過」。現在即使家庭條件仍不是很好，她也要湊錢供兒子備考，因為她不希望兒女重蹈自己覆轍，同時也懷念著那些在國企旱澇保收的日子，「進入體制內工作多大歲數都不會被裁員，空閒時間多，日常補助津貼年終獎都多，這些都是私企比不了的，就算我兒子考不進去，我也得讓他娶個公務員」。
集體買斷工齡是指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安置剩餘人員的一種辦法，即經企業與員工雙方協商，由企業一次性支付員工一筆金額，從而解除企業和剩餘員工之間的勞動關係。
從獄警到考公名師：無法跳出的體制圍牆
其實于華歌自己的經歷也和這些東北年輕人相似。因為家裡三代從警，自幼，父母就為她規劃好了成為公務員的道路。大學期間，她全身心投入備考，成功上岸成為獄警。然而，這份工作帶給她的更多是內心的煎熬。看到犯人因手續延誤就醫，她在同情與鐵面間難以釋然。「喝茶看報是外界對體制內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基層工作很累，不僅工作累心裡更累，但為了穩定，東北人還是擠破頭想進來。」2015 年，于華歌不顧家人反對和外界質疑辭去公職，同事們戲稱她是「監獄系統辭職第一人」，「辭去年薪10多萬的體制內工作，家裡人對我很失望，差點斷絕關係」。
離開體制後，于華歌憑藉考公經驗和對培訓行業的瞭解，投身考公培訓領域。如今，她已成為高級講師，負責中高班學員和機構內部培訓，年薪升至 50 萬元人民幣，在長春這座平均工資只有4000 元人民幣左右的城市，堪稱天文數字。看似「職場贏家」，但于華歌實則認為自己仍在吃公務員這碗飯，「本質上我還是在利用東北人的編制崇拜賺錢，這是東北人跳不出的圍牆。」
經濟短板：催生「官本位」思想
東北地區對體制的信仰，本質是民營經濟結構性塌陷催生的生存策略。吉林大學學生就業創業指導與服務中心管理科科長魯凱認為，進入體制一直是全國普遍現象，但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的弱勢間接造成進入體制熱度常年不減。東北最早進入計劃經濟，最晚退出計劃經濟，受計劃經濟影響最深，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當市場長期缺位，人們只能退回體制尋找確定性。
資料佐證了魯凱的觀點。在《2022 中國民營 500 強榜單》上，東北三省僅七家民營企業上榜，剛到浙江省（107家）的零頭，也僅僅是山東省一省的14%。這種懸殊差距並非偶然，由北京大學聯合武漢大學發佈的《中國省份營商環境評價》報告為其做了注腳——黑吉遼三省營商環境分別為第21、20、22名，位於B和B-級，僅優於廣西和西藏。報告認為，中國各省營商環境的特徵為「七大區域差異顯著，華東地區明顯優於其他地區，東北和西北最為落後」。
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教授在《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探析》中解剖了這種畸變的經濟肌體：東北地區長久以來形成的「重國有、輕民營」使民營經濟占比過低；而對招商引資過程中承諾提供的稅收、土地和政策優惠落實不到位的現象時有出現，損害民營經濟合法權益和發展信心等，都使「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創傷記憶：從下崗潮到編制信仰
經濟因素之外，還有集體創傷後的應激反應。著名媒體人、東北問題研究學者維舟告訴記者，「下崗潮帶來的衝擊，讓人們在缺乏制度化托底保障的情況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沒有安全感，而獲得安全感的現成方式就是進入體制內，有個穩定的飯碗，這種創傷讓人們格外看重穩定」。
維舟認為，東北原本就是計劃經濟色彩最濃厚的地方，又經歷了下崗潮，人們脫離體制後，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風險的市場，比別處更能強烈感受到自己有多脆弱。也是因為這樣的歷史條件，東北還沒有像市場化順利轉型的地區那樣靠市場的「無形之手」調節，這種現象在其它地方很少，這又導致普通人要依靠自身力量來確保人身和資產安全，比其它地方更不容易。創傷在代際間傳遞，父母將下崗記憶轉化為對子女編制的執念，而年輕人則在東北經濟不斷萎縮的陰影下，將編制視為抵禦風險的堡壘。
于華歌最近喜歡一部電視劇，叫《漫長的季節》，其故事背景發生在東北國企改制時期。裡面的主角們都生在廠裡，長在廠裡，以廠為家。于華歌說：「你看二、三十年過去了，什麼都變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變，這是屬於東北人的漫長的季節。」